“图书馆里有流浪汉，我接受不了。”一位市民投诉。
图书馆馆长回复：“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，但您有权利选择换个区域。”
近日，杭州图书馆“市民投诉流浪汉进馆读书”的相关视频，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。这条10多年前的旧闻，而今再次刷屏，画面中，拾荒者蹲地看书，搭配手写文案“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，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”，网友“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，不是让你高人一等”的评论，更是引发广泛共鸣。
一则旧闻，何以时隔十多年翻红成热门话题？
一
10多年了，为什么这道“门槛”还在吵？
因为类似的事，这些年一直在发生。
2024年4月，有人反映成都郫都区图书馆有流浪汉深夜在自习室玩手机、带行李，行为异常。当地依据公共图书馆法“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、开放、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服务”。而后郫都区图书馆既未采取简单的驱逐措施，也未放任自流，积极寻求在维护秩序与尊重个体权利之间的平衡。
同年11月，有市民投诉厦门前埔图书馆有“流浪汉”长期出现，气味刺鼻。当地一查，这人其实是有轻度智力障碍的读者，虽然形象邋遢，但从不影响别人。厦门思明区文旅局直接表态：“每一位公民都有进图书馆阅读的权利，我们不能拒绝他入馆。”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仪容，这位读者也配合，换了衣服、理了头发。
2025年5月，市民投诉永州冷水滩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有流浪汉留宿大半个月，脱鞋、晾衣服、光膀子睡觉。图书馆回应“安静阅读的港湾不容侵占，但流浪的同胞也不应被遗忘。”同时，进一步强化馆内管理，增设夜间巡查，明确禁止留宿标识。
10多年过去了，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，同样的回答反复给出。
投诉者的不舒服是真实的，每个人的心理舒适区确实不一样。但问题是，有人把这种“不舒服”变成了一种“权利主张”：“因为我不舒服，所以他不该在这里。”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未经论证的前提：进公共空间，得先符合某种“得体标准”。
杭州图书馆当年的做法，在今天看来仍然经得起审视，它拆掉了一道隐形的“门槛”：所有人进来，按同一套行为规则行事，不事先筛选，不因人设限。正如杭州图书馆的《读者使用手册》所介绍的：“平民图书馆，市民大书房”。
二
“零门槛”是不是就意味着没规矩？
不是。
杭州图书馆一直有规矩：要求洗手、分区引导、劝导不雅行为……“门槛”设在了行为上，而不是身份上。行为可以被矫正，规则可以被执行，但身份不成为驱逐的理由。
这个区别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任何公共空间都无法避免摩擦与不适。有人在图书馆里制造噪音，有人占座太久，有人在阅览区吃东西……这些都是行为问题，处理它们的方式是劝导、提醒、执行规则。
但一旦把“他不属于这里”作为处理问题的前提，公共空间就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：管理不再针对“做了什么”，而是针对“是谁”。
所以，真正的“门槛”只有一个：行为。不是身份。
有人会问：“那万一真遇到捣乱的怎么办？”
那就按规矩办。劝导、提醒、警告、请出去，跟对待任何一个捣乱的读者，流程是一样的。
关键是，“谁可以进”这道“门槛”，不能靠某一个人的善意来守护。
靠好人不够，“门槛”得写进制度里。
毕竟，情绪会波动，判断会偏差，管理者会换人。
杭州图书馆不是通过“多做些什么”来维持包容，而是通过“果断不做什么”来守住公共空间的公共性——不做身份审查，不做筛选判断，不给投诉者破例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这道“门槛”不因人而异。管理者不需要心怀高尚的同情，只需要他按原则行事；投诉者不需要变得通情达理，只要馆方不因投诉而动摇。
善意应该被制度接住、被规则保障。一旦变成日常操作，它就不会因为时间久了、人换了就褪色。
三
从一座馆到一座城，这道“门槛”值得被反复确认。
而今，杭州图书馆二楼的一角立着一尊捧书阅读的半身铜雕。他叫韦思浩，一位常去看书的老人，生前每次洗手再翻页，身后人们才知道他默默捐助寒门学子、捐献遗体的故事。铜雕下方的最后一句文字写着：“感谢愿意铭记平凡感动的每一个人。”
一座图书馆的公共性，最终正是由无数个韦思浩这样的普通人来书写的。
他们用自己的行动，拆掉了别人心里的“门槛”。
从2003年杭州图书馆推行免证阅读到现在，20多年过去了。乞丐、拾荒者、流浪汉进图书馆看书，在杭州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。
而在长沙，有一群人在做同样的事。长沙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图书馆对每一位读者一视同仁，对流浪人员尤其友好。“大年三十那天，我们还请他们吃了饺子。”
作为人民的终身学校，长沙图书馆坚持“读者为本，服务至上”的办馆理念，不设门槛、不论年龄，以万卷藏书为基，以多元活动为翼，以阅读的柔软力量丰盈心灵，连接彼此。
从一座馆延伸到一座城、一个时代，还需要更多管理者说出“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”的果敢，以及更多普通人放下“被冒犯感”的自觉。
作者/付臣欢 刘丹
编辑/罗杨 校读/刘芳
初审/胡兆红 周顺利 终审/黄飞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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